毛文龙地盘不断增大，人马不断增多，风头越来越盛。

以祖大寿为首的辽西辽东当地将门自然不乐意。

但这些还只是表象。

双方的主要矛盾还是来自于钱的分配。

大明朝廷给东北边地的军费，正常情况下是一百万两左右。

本来这些银子大部分用于补给辽西辽东当地边军。

世家将门们的军队编制也就五万左右，一个士兵一个月大约一两银子左右，还有很多缺额，世家将门们吃起空饷来，人人美滋滋。

可是毛文龙开镇东江以来，军费逐年递增，而且增幅一年比一年大，短短三四年，已经从当初的三四百人指标，上升为三四万人！

这样一来，东江军就有和辽西辽东本地将门瓜分军费，甚至超越之势！

因为朝廷给边军的军费总量不会增加，要增加的话，牵扯到各部，牵扯到大明的整体预算，牵扯的面太广，再说大明连年灾荒，早已经做不到收支平衡，更不用说轻易增加军费。

孙承宗想对建奴反击一波，连二十四万两纹银，朝廷都不肯拿出来，由此可见一斑。

韦宝一直搞不清楚一件事就是，李自成打破了京城，光是宫中就搜出三四千万两白银，又从达官贵人们那里搜出上亿两白银！

这些人，对付建奴，对付农民军，可谓一毛不拔，到最后，全部成了人家的储钱罐。

这是封建体制最讽刺的地方，也是韦宝觉得历史最好笑的地方。

就像辽西辽东，一堆地主明明各个富得冒泡，却没有谁肯拿出一两银子去打建奴，一个个视财如命。

虽然韦宝前阵子考秀才，和吴三桂打擂台，弄走了本地世家大户不少银子，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都是小风波。

因为韦宝始终是小老百姓，即便搭上朝廷一些关系，等到建奴这波攻势过后，弄死韦宝也犹如碾死一只小蚂蚁，不足为患。

再怎么说，韦宝也是辽西本地人，还属于‘内部矛盾’。

而毛文龙的东江军就不同了，那是掣肘之患，是马上要剜他们的心头肉啊，是大家外来的大敌！

此时在山海关吴府，众人云集，辽西辽东的几个主要世家大户，还有一帮拥有一定实权的辽西辽东本地将门，三四十人端坐，听祖大寿讲话。

“今天孙阁老的话，大家都听出味道了吧？”身材瘦高，眼睛小，但有神，祖大寿目光炯炯的看着大家：“这是要进一步削弱我们关外守军，把朝廷的防御重心移向东江方面！大家都知道孙阁老和登莱巡抚袁大人是好友，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毛文龙是袁可立大人扶持的人。这当中的微妙关系，大家都能想明白吧？”

一帮人纷纷沉默点头，自然都能想明白。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和张盘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上千公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策反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智取牛毛寨等战役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

北方地区发生地震，袁可立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奏报朝廷：“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他亲自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

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士，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

这时袁可立的布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大兵压境以图策反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属下的两镇兵马奇兵出袭，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策应于南，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抄袭于北，后金军队遭受重创。

朱家龙从千家庄出袭，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在南岸沈有容的策应下，毛文龙命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后金所占领的金州和旅顺。

总兵毛文龙则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剿杀。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州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流散百姓。

这时的后金“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

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

后金望而生畏。当年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打下金州，乘胜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

秋收之后，后金军再次大肆侵略旅顺等地，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驻守复州的后金军更是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

当秋成熟，（虏）犹率众至南卫收获。袁可立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虏），将吏用命，于是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

愤怒的后金调集更多军队对明军进行反扑。袁可立上言“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

袁可立综合各方情报，“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

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明军乘夜以火把袭城，彻夜透明，喊杀声震天，后金大败。当年十月初五，大将张盘率领明军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并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

后金“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

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明军此番作为已大挫后金军心，收到了预定的军事牵制和打击效果。

袁可立欲“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的空前战力扩大战果，命“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以图实现“恢复之功”。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的时机，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惨败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