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总裁当晚并没有很早睡觉，而是按捺不住好奇心，召见了光海君李珲。

李珲是朝鲜宣祖李昖的次子，生母是恭嫔金氏。

恭嫔金氏在生下李珲两年后即去世，李珲与年长自己两岁的胞兄李珒由嫡母懿仁王后朴氏抚养长大。后来两兄弟分别被封为光海君和临海君。

当时，宣祖正宫懿仁王后一直不曾生育子女，在诸庶子中，长子临海君、第五子定远君以及第六子顺和君都是劣迹斑斑，其中尤以临海君声名最为狼藉，他不学无术，却放纵家奴杀人越货、欺男霸女；而光海君李珲则与他们迥然不同，他品行端正、聪明好学，作风俭朴，颇得人心。

尽管如此，宣祖最宠爱的是仁嫔金氏所生之子信城君李珝。

在这种情况下，世子之位一直空悬，许多大臣请求立储，宣祖都予以拒绝，甚至在万历十九年将请求早建国本的右议政郑澈逮捕下狱，并扬言：“今吾犹在，汝请建储，欲何为乎？”由此引发了朝鲜政坛的一次地震。

宣祖之所以迟迟不立储，除了考虑到嫡子诞生的情况，还想为爱子信城君预留位置，而以贤能闻名的光海君则并无太大希望被立为世子。

万历二十年（1592）爆发的壬辰倭乱改变了光海君的命运。

日本侵略军于四月十二日登陆朝鲜半岛，一路势如破竹，直逼首都汉城。

朝野舆论强烈要求宣祖选定接班人以备不测，懿仁王后也劝宣祖早日立光海君，宣祖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也无暇多顾，于四月二十八日宣布立光海君李珲为王世子，四月二十九日匆忙举行百官朝贺仪式，四月三十日凌晨便与光海君及百官一起北逃。

宣祖一行人在逃难途中撰写了立储教书，直到五月初八逃到平壤，宣祖才正式公布了这一教书。

壬辰倭乱爆发后，朝鲜军兵败如山倒，眼看八道全部沦陷在即，宣祖心虚胆怯，欲渡鸭绿江逃往辽东，表示宁愿死在天朝上国也不愿成为倭人的刀下亡魂。

但“内附”只得都承旨李恒福一人支持，大多数官员如领议政柳成龙、左议政崔兴元、右议政尹斗寿等皆反对宣祖的提议。

经过商议，于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决定将朝廷一分为二（分朝），一部分人随宣祖渡江，其他人则在光海君的领带下奉宗庙社稷的神主驻守朝鲜。

十八岁的光海君李珲受命“权摄国事”，设立分备边司，赴前线平安道、咸镜道、江原道等地抚军，一路风餐露宿，备尝艰苦。

李珲收集流散的军队和义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他的举措振奋了朝鲜民心军心，对全国团结一致抗击倭寇起到很大作用，让那些认为亡国的百姓重新拾起希望。

随着明朝大军的介入，战局大为改观，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宣祖从鸭绿江畔的义州南下，与光海君会合于定州；二月，宣祖前往嘉山，光海君仍留在定州供奉庙社神主。

四月，日军撤离汉城，十一月，宣祖与光海君还都汉城。

光海君权摄国事告一段落，分备边司改称抚军司，他又南下三南地区，负责协助明军、安抚民众，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完成任务，回到汉城。

明神宗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封光海君为庆、全军务总督，并表彰他对抗倭作出的重大贡献。

此后光海君坐镇汉城，遥控前线，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终于驱逐所有日军，光复朝鲜全境。

然而，分朝却使得宣祖和光海君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分朝是一种二元体制，即光海君领导着形式上与宣祖对等的朝廷，因此直接侵害了宣祖的王权。

事实上光海君并无便宜行事之权，事事都要报告宣祖所在行朝，使分朝大受掣肘，宣祖甚至连王世子之印都拒绝颁给，可见他非常忌惮光海君利用分朝架空自己，所以牢牢抓住权力。

另一方面，光海君的分朝与抚军也使他功高震主、威望大增，宣祖却威望大跌，不仅国内忠清道人宋儒真试图率民众起义推翻宣祖、拥立光海君，就连宗主国明廷内部也有让宣祖退位于光海君的意见。

对权力非常敏感的宣祖自然将光海君视为潜在威胁，在壬辰倭乱期间（1592—1598），他18次提及禅让王位或让光海君摄政，其目的不过是在敲打光海君和群臣，考验对自己的忠心。

在这种情况下，光海君在战后的日子注定是难熬的。

壬辰倭乱后，光海君与宣祖关系的紧张程度与日俱增，甚至到了连光海君问安都被拒之门外的地步。

光海君的世子之位没有一天做安稳过，这是由于他先天的弱点——既非嫡子，也非长子，违背宗法制“立子以嫡”、“立嫡以长”的原则。

宣祖长子临海君在壬辰倭乱后依旧胡作非为，且他曾被日军俘虏，更无可能取代光海君；最受宠的信城君则在壬辰倭乱中病死，光海君看似渡过难关，但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七月，懿仁王后朴氏去世，宣祖在两年后就迎娶礼曹佐郎金悌男之女仁穆王后金氏，并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生下嫡子李?（即永昌大君）。

光海君失去靠山后又增添新的威胁，世子地位更是岌岌可危，朝廷内也围绕更换世子的问题掀起议论。

其中阻挠光海君的人主要属于小北派，以领议政柳永庆为首，故又称柳党；而支持光海君最力的则是大北派。

在李?诞生后，柳永庆一党就主张举行庆贺仪式，得到宣祖的许可，在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下，又不得不收回成命。从此事可以看出众臣在储君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除了朝鲜国内的波云诡谲，最令光海君揪心的问题还是宗主国明朝拒绝册封他为王世子。

自壬辰倭乱到宣祖薨逝，朝鲜先后五次遣使请求册封光海君为王世子，理由是他贤明且有功于社稷，而长子临海君则有病且做过俘虏，结果均被明朝方面以违背长幼之伦为由拒绝。

当时明朝也在进行国本之争，明神宗宠爱次子朱常洵，大臣们则要求尽早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礼部自然不会同意在藩邦开了立次子的坏头，所以光海君也受到了明朝内斗的连累。

宣祖亦对奏请册封世子之事态度消极，还多次制止遣使讨封。

得不到宗主国的册封，成为光海君被宣祖牵制的最大软肋，同时埋下了他日后不听明朝调遣的种子。

万历三十五年（1607）十月，随着宣祖的病危，光海君的危机达到顶点。

宣祖在病情稍有恢复后，就下达了传位于世子的教旨。

但该教旨却被柳永庆及承政院的柳党官员秘而不宣，大北派官员司宪府掌令柳庆宗在得知后上疏弹劾，宣祖只将史官罢职，却没有波及柳永庆。

接着柳庆宗又联合司谏宋锡庆弹劾御医许浚失职之罪，并要求追究柳永庆的责任，结果两人反被宣祖罢官。

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月，已经辞官返乡的大北派士大夫郑仁弘上疏弹劾柳永庆隐匿教旨之罪，并质问宣祖为何使世子陷于“不测之地”。

此上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柳党纷纷弹劾郑仁弘，宣祖亦为之震怒，下旨斥责郑仁弘不忠，并特别强调光海君未经明朝册封，不是正牌的世子。

郑仁弘及被视为幕后人物的大北派巨头李尔瞻、李庆全等都被流放，光海君问安时都被宣祖呵斥：“你怎么自称世子来问安呢？你只是临时封的，不要再来了！”光海君甚至因此吐血。

就在光海君几乎羽翼尽失、地位不保之际，宣祖于当年二月初一突然升遐。

这使光海君面临的危机瞬间化解，他在次日即位于贞陵洞行宫西厅，马上就收拾柳永庆一派，赐死柳永庆、金大来，并流放、罢斥多人，暂时坐稳了王位。

光海君除了肃清“柳党”，还有处理兄长临海君的问题。

光海君即位十多天后，司宪府掌令尹让等便告发临海君蓄养死士和武器，图谋不轨。随即临海君被逮捕，并流放乔桐岛。

这时，光海君以权署国事的名义，派李好闵等赴明朝请封。

但明朝坚持认为光海君的合法性不足，要派遣官员去朝鲜调查，李好闵则辩解说临海君已中风，无法继承王位，明朝礼部又要求提供临海君让贤的奏文。

万历三十六年（1608）六月，明朝果然派遣辽东都司严一魁、自在州知府万爱民进入朝鲜展开调查。

这两个官僚非常爱钱，光海君便准备了数万两白银贿赂他们，同时让他的表叔金礼直强迫临海君向明朝钦差回答预定的内容。

严一魁等按套路到乔桐向临海君问话，完成使命后返回中国，称临海君果真有病不能继承王位。

明朝到一年后才派遣太监刘用出使朝鲜，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

而在此一个月之前，临海君已在其流放地乔桐岛被当地守将李廷彪缢死，光海君对胞兄的死表示震惊悲痛，但并未真正处罚李廷彪。

光海君虽然将宣祖去世前因力挺他而被流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人官复原职，但也未专用大北派，而是任命南人李元翼为领议政，并起用李恒福、李德馨、尹根寿等各派别中有名望的人士，同时重用郑昌衍、柳希奋等外戚，而大北派巨头李尔瞻在光海君初年只是司谏，后又外放义州府尹；郑仁弘也只是司宪府大司宪。

所以光海君初年的政府是一个超越党派的联合政府。

但是很快光海君就与大臣们发生矛盾，光海君为了提高自身地位，要把生母恭嫔金氏追尊为王后，群臣大多反对，还是没拗过光海君，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将恭嫔金氏追谥为恭圣王后。

大北派利用光海君急于巩固政权的心理，兴风作浪，排挤其他党派。

先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春，郑仁弘为了抬高他老师曹植的地位并贬抑南人，上疏攻击南人的宗师李彦迪（号晦斋）和李滉（号退溪），要求将两人逐出文庙配享。他的上疏虽未被批准，却引发儒林的轩然大波，郑仁弘遭到儒生们的批判并从儒籍（青衿录）中除名。

光海君大怒，欲追究儒生责任，导致成均馆500多名儒生“卷堂”（罢课）示威。在左议政李恒福的劝阻下，所谓“晦退辨斥”的风波最终不了了之。

但大北派经过这次投石问路，开始发起全面攻势。万历四十年（1612）春，大北派诬陷原任官员金直哉及其子金白缄、女婿皇甫信密谋造反，拥立顺和君养子晋陵君李泰庆，并牵连包括柳永庆儿子在内的一大批小北派官员。

光海君下令将金直哉等人凌迟处死，并赐死晋陵君，株连430余人，从此小北派一蹶不振，只剩朴承宗、朴自兴父子和柳希奋、柳忠立等因为外戚的缘故还屹立朝中。

自从大狱频繁发生后，光海君就深居简出、沉湎女色，除了亲审大逆罪人外，极少上朝视事，除了受群臣朝贺的大礼外几乎不出后宫，在位十五年间，召见群臣不过八九次，开经筵不过五六次。

光海君虽然初步巩固政权，但他最大的心腹之患——永昌大君李?还存在。

宣祖亦担心永昌大君会有不测，临终前嘱咐光海君一定要爱护兄弟，又下秘密教旨，将永昌大君托付柳永庆、韩应寅、韩浚谦、申钦、朴东亮、许筬、徐渻七名重臣，要求他们好好保护。

大北派看透了光海君将永昌大君视为骨鲠在喉的心理，便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制造了“七庶之狱”（又称癸丑狱事）。这年三月，从东莱倭馆运送数千两银子到汉城的商人在闻庆鸟岭的路上被劫杀，后来查出这是朴应犀、徐羊甲等七人所为。

他们都是两班官僚（出身西人和南人）的庶子，由于庶孽禁锢法而无法出仕，整天饮酒作诗，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号称“江边七友”，又爱读中国小说《水浒传》，受其影响干起抢劫官银的勾当。

李尔瞻等趁机唆使他们将矛头指向永昌大君，称他们受金悌男（仁穆大妃之父）的指示，劫持官银作谋反本钱，拥立永昌大君，并让大妃垂帘听政。

光海君遂下令逮捕金悌男，将他赐死，还有一个牵连者郑浃则招供遗教之事。要动永昌大君还得越过宣祖遗教的坎，所以李尔瞻等宣称宣祖命七臣保护永昌大君的遗教是宦官闵希謇伪造的。

遗教诸臣（柳永庆已死）纷纷上疏划清界限，但皆被罢官。李尔瞻还不断请求处死永昌大君，光海君不予批准，最后决定废永昌大君为庶人，流放江华岛围篱安置，次年被江华府使郑沆杀害。

与此同时，大北派掀起“废母”之议，“母”就是光海君的继嫡母仁穆大妃，她不仅受七庶之狱的连累，还被指控在宣祖临终前让宫女对懿仁王后之像施展巫蛊，来给宣祖续命。

所以李尔瞻指使儒生李伟卿上疏，称：“母后内作巫蛊，外应逆谋，母道已自绝。”

随后掀起废母之议。反对者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对仁穆大妃尽孝道，支持者则强调忠比孝更重要。最后，反对废母的西人和南人官员被指为“不忠”或“护逆”，几乎被尽数逐出朝廷，于是光海君初年的联合政府彻底瓦解，以李尔瞻、郑仁弘为首的大北派独占政权。

万历四十三年（1615），光海君自庆运宫（西宫）移住昌德宫，而将仁穆大妃幽禁于庆运宫，但没有废黜她。

万历四十五年（1617）八月，恭圣王后获得明朝承认，随后废母之议再起并达到高潮，李尔瞻等不仅指使百官宗室780余人“庭请”废黜仁穆大妃，还组织汉城民众参与“讨逆”，制造舆论。

光海君只是下令贬黜仁穆大妃的尊号，称之为西宫，并未废为庶人。

随着后金的威胁日益严重，波及整个朝鲜的废母闹剧遂告收场。

在此期间，大北派又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制造申景禧之狱，使定远君的儿子绫昌君李佺（朝鲜仁祖之弟）成为又一个牺牲品。

至此，光海君王位的威胁者基本被清除。

进入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朝鲜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由“废母”问题转移到外交问题。

当时，出身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初步统一女真各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称汗，建立后金政权。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袭击明朝抚顺，揭开明金战争的序幕。

在此前后，明金双方都在拉拢朝鲜，后金自万历四十五年（1617）冬到萨尔浒之战前至少四次致书朝鲜，开示反明之意，离间明鲜关系。

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朝鲜方面正准备将“胡书”报告明朝，明朝辽东巡抚李维藩、镇江游击将军丘坦、蓟辽总督汪可受要求朝鲜出兵助明的咨文、票文和檄文就接连送来了。

面对明朝的征兵要求，光海君与众臣意见对立，他认为：“我国三边防备自守不暇，举单弱不教之卒，入援天朝，有何所益？”并判断：“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必其一举剿灭”，要求备边司搪塞明朝，并劝告明朝也慎重对待，自己始终不愿出兵。

而绝大多数大臣都主张出兵以报答明朝再造之恩，同时消灭努尔哈赤也对朝鲜安全大有裨益，包括光海君最重要的支持者礼曹判书李尔瞻和领议政郑仁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