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是什么东西?居然敢拉帮结派与九千岁为敌,太不像话了。”
“他不就仗着攀附上了英国公府这颗大树,现在不把九千岁放在眼里了吗?”
“我早就看那个韦宝不顺眼,辽西乡里人一个,整个一个马屁精,除了会投机专营,还会干什么?”
“九千岁做的对,这个时候在陛下面前揭破韦宝,比再过一阵,把这家伙养的更加壮实了的时候,要容易对付的多。”
众人七嘴八舌,一起攻讦韦宝。
魏忠贤瞧在眼里,心情舒坦了一些。
韦宝再能干,不是自己的亲信。
而这帮家伙再废物,都是依靠自己的亲信,离开自己就活不成。
所以说,能干不能干,是次要的,关键还是得同一条心。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重,韦宝也没有反咱家,是咱家不放心他。而且咱家在陛下面前也没有将话说死!”魏忠贤道。
众人听了九千岁的话之后,稍微冷静了一点点。
“叔父,现在既然已经撕破脸,就不存在转圜余地了吧?以韦宝如今的权势,又深得陛下赏识,再加上英国公府当靠山,既然撕破脸,只能打死他,以防后患。”魏良卿道。
众人闻言,纷纷附和。
“说点有用的,没有实质的证据,谁能拿韦宝怎么样?韦宝新近才封了侯爵,这么快就被杀,陛下会肯吗?而且大臣们和民间会怎么议论?是陛下有眼无珠,还是我有眼无珠?韦宝的兵马和张维贤的兵马会肯吗?我们手里有多少人马?有事的时候,谁能抵挡大军?”魏忠贤连续的灵魂发问。
让众人再度冷静下来。
以前魏忠贤与韦宝关系不错,韦宝又很会做人,在场的人,就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韦宝好处的。
所以,在场的人,真的没有一个人设想过有朝一日会与韦宝闹翻。
“关键还是韦宝会搞银子。”魏忠贤皱了皱眉头,“否则,咱家今天也不会这么做,你们有一个人有韦宝搞银子的本事吗?如果韦宝的提议,换成你们去做,拿了几个通商口岸,收拢了大明水师之后,谁能保证为朝廷立马筹集八百万两,九百万两的纹银出来?”
众人于是都不敢吭声了。
八百万两,九百万两的纹银?
听着都吓人啊。
天启朝的新增军费-辽饷里,当然有依靠商业税的部分,但那和阉党关系不大,反而和东林党关系更大点儿。
田赋加征更是朝廷上下处理实务的官员的共同看法。
甚至可以说,魏公公敛的财,和辽东前线没啥关系,都用来修三大殿,或者中饱私囊,进了魏忠贤个人的腰包,而且这些钱的数目也不大,加在一起,还没有韦宝几个月的时间里面给魏忠贤的银子多。
这样看来,魏公公作为大明朝廷的实际执政者,恐怕并不怎么样。
明末加赋的首要原因就是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简称“辽饷”。
辽东战事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筹办辽饷则是天启年间的首要大政。
天启朝前后东林、阉党分别得势时的辽饷政策的变动,就很能说明问题。
魏忠贤即便是手中有权,也弄不到银子,或者说,魏忠贤手下没有一个人有本事像韦宝一样弄银子。
弄银子不光是要够狠够辣,关键还是得有头脑。
否则的话,魏忠贤手下的狠人是不少的。
为了管理辽饷,万历48年起在太仓另设“新库”,收贮从各个渠道征发来的辽饷,专门供应“抗金”前线,并增设户部新饷司专门管理。
辽饷中除了原来辽东镇的军饷外,还有田赋加派、杂项、盐课、钞关几大项。
这几项在天启年间的征收情况。
万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党大破东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东林人物,东林借移宫案重振旗鼓。
天启初年东林得势,天启三年初癸亥京察,东林大胜三党,“党势”达到极盛。
之后阉党开始形成。杨涟弹劾魏忠贤、万燝被杖杀,这些事情是天启4年6月。
叶向高致仕于7月,当年11月顾秉谦升任首辅。
次年王绍徽、周应秋先后上任,阉党控制吏部和都察院。
阉党控制户部则是在天启五年郭允厚任户部尚书后。
大致可以说天启初政是在东林和亲东林人士主导下展开的,而天启三年的夏秋之际,是阉党翻转局面的开始。
田赋加派是在万历46年,1618年9月,户部尚书李汝华是中立派大臣,提议全国除贵州外,每亩民田加征银00035两,也就是三厘五毫。
当时说是只有一年的临时性措施。
次年12月,在辽东经略熊廷弼,熊廷弼应该算是齐楚浙党,其实该算半个阉党。
熊廷弼阅视辽东军务,在给事中姚宗文,等齐楚浙党之人的建议下,又加征00035两。
万历48年3月,在户部等衙门建议下又加征0002两,起初分归兵、工二部管理。
天启2年一并划归户部。
也就是说,从万历48年起,辽饷中田赋加派总额为每亩0009两,俗称“九厘银”。
全国总额数是520万两。
天启年间,田赋没有再加派,天启2年免去了北直隶的43万两辽饷。
同时免去了作为海运基地的山东登、莱、青三府辽饷约10万两。
魏忠贤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
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
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
天启五年,就已经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之后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
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
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
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
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
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
杂项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东林党大臣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
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
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