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的内容，可以基本切分为两个部分：改稻为桑、海瑞上书。中间有一条隐线，就是嘉靖。严嵩挂了，严嵩背后的嘉靖没有挂；海瑞调离浙江了，但海瑞背后的裕王还安安稳稳活着。电视剧有个副名叫嘉靖与海瑞，其实是皇帝与文官。两边只要有一个不倒，故事就能演下去，改稻为桑玩完了，还可以改桑为稻。桑也好，稻也好，其实都是嘉靖把弄朝政的形式而已。只要嘉靖这个主角不下台，戏就演不完。

单从这个主题来说，大明王朝就涉及了一个不太为我朝所待见的话题。理想状态下，文官都是皇帝任命的，给你饭吃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听话。该背锅就去背锅，该干事就去干事，我让你活你不能上吊，我让你死你不能逃命，这就是和谐的君臣关系。

因而普通政治剧里的矛盾点是什么？文官与文官，朝臣与朝臣，皇帝这个君臣关系的主导方，是不能出现在其中的。在普通政治剧里，皇帝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这些皇帝似乎只知道看忠奸胜败，等到打完了自己上去，宣布比赛的胜利方是自己和其中站着没倒下的那一派，然后众正盈朝国泰民安，完结撒花。

但是真实的情况可不是这样的，大明王朝里的君臣关系是什么呢？皇帝让文官背锅，可以，但你想摘干净不行，我文官要给你泼脏水。屎盆子不能扣我一个人头上，要倒霉我跟你一块倒霉，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

所以清流面对严党一直硬气不起来，要靠把浙江搞乱来整严党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责问严党花钱多的时候，严党会马上抛出一句：我们花钱多，那都是给皇上修宫殿修出的赤字，你有本事去找皇帝闹啊！

因而真实的情况是，皇帝往往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主动参与比赛的就是嘉靖这类。而被动参与的，就如他儿子隆庆（裕王），情况也更简单。你朱载垕想在旁边看热闹，没那回事。徐阶、高拱、张居正，无论我们三个谁快不行了，都得拉着你帮我。不然打死了我，血溅你一脸，你也没好果子吃。

大明王朝里的文官，严嵩、严世蕃也好，徐阶、高拱、张居正也罢，即便是胡宗宪、赵贞吉、海瑞这种不在中枢的地方官（后期赵贞吉入阁），都不是完全听话的主。

嘉靖这位操纵朝政的政治大师，曾经在郑泌昌、何茂才搞出以织造局名义买田这种事后，评价严嵩老了，底下人的管不住了。

可他在故事的后半期才发现，自己也老了，手底下这些人也管不住了。所以，前期的嘉靖即便发飙，也是一个人在玉熙宫里闹腾。可后期的嘉靖，就要在宫门外看着陈洪打百官了。

文官这样了，皇帝怎么办？帮皇帝的历史上一般是两种人，一是伺候自己的女人（外戚、后妃），一是伺候自己的男人（太监）。嘉靖同志要升仙，女人肯定是不能搞了（当年差点被女人勒死在床上），那就只能让太监帮着自己整文官。而隆庆不想升仙（当皇帝之后磕药的情况另算），他就用女人（李王妃）帮自己。自始至终，他的政治同盟就只有李王妃。而徐阶、高拱、张居正本质上和谭纶、海瑞、王用汲都是一样，都算棋子而不是同盟，只不过轻重不一罢了。

大明王朝里的太监又是什么人呢？从忠诚度来说，他们比文官可靠得多，他们没有家，皇宫就是他们的家，出了宫他们就什么也不是。所以吕芳也好，陈洪也罢，尽管手段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对嘉靖的心却没有变，都是听话的。

这也是为什么，欺天的周云逸会死，闹事的杨金水能活。真疯假疯，嘉靖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他们对嘉靖听话不听话。

大明王朝在皇帝与文官这个层面去铺展故事后，探讨的就是另一个问题，忠心和听话。

这两样看上去是一回事，但似乎又不是一回事。海瑞对嘉靖忠心吗？被他骂的狗血淋头的嘉靖死了，他却一个人难受得不得了，吐得连黄胆水都吐出来了，简直比隆庆这个死了亲爹的儿子还难过。你能说他不忠心吗？

可海瑞听嘉靖的话么？改稻为桑，他不合作；迁居上表，他不配合；见了嘉靖，他可劲怼，差点没把嘉靖气死在诏狱里。你又能说他听话吗？

所以，海瑞只是忠心，而谈不上听话。他对嘉靖这个君父，只做到了孝，而没有做到顺。

这就是另一个更犯忌讳的问题：听话和忠心，哪个更重要？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就能将大明王朝里的官员划分开来。认为听话比忠心重要的，如严嵩、严世蕃；认为忠心比听话更重要的，如徐阶、高拱、张居正、海瑞。而将这两个平衡地最完美的，是胡宗宪。

胡宗宪听话么？听话。嘉靖要改稻为桑，改；嘉靖要织丝绸赚钱，织；嘉靖说海上有倭寇了，打；有人说嘉靖坏话了，参他。（这放到现在就一句话概括：都给我宠！我要是嘉靖我就纳胡宗宪为妃（手动狗头）

胡宗宪忠心么？忠心。改稻为桑要改，但不能逼反百姓；织丝绸要织，但不能毁堤淹田；海上倭寇要打，但养寇自保的鬼话不能听；说坏话的人要参，可暗中要尽可能地去保他。

嘉靖曾说：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就是这个原因。一个既能做到听话又忠心的人，就是一个既不会有后路也能做事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嘉靖都要保他。即便严党和清流都不买他的账，可他的账有嘉靖报销就行了。这也是为什么，胡宗宪两面不受待见，因为他在既忠心又听话的同时，站到了广大文官的对立面。

忠心和听话的区别在于，在皇权面前，在现实面前，要不要自己的理想信念，这就是第三个犯忌讳的内容。

严嵩以科甲正途入仕的时候，有没有理想信念？绝对有，刘瑾在朝的十年，他坚决退官回家。不要说他是因为生病去养病了，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啥病要养十年？肺炎让你在家待一个月你都待不住！（再度滑稽）

可他怎么变了？大礼议吵了那么久，多少乌纱帽落地，为一个死人的名分，至于放弃自己的前途么？

严嵩觉得不至于，所以他写了《大礼议成颂》，算是给大礼议收官了，也算是给自己的理想信念收官了。

有没有不忘初心的？有。海阎王也好，海笔架也好，海门神也好，都是海瑞认死理的表现。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应该是什么样，就应该怎么去干，不干那就是有邪恶的大魔王闹事，就要请法器收了大魔王的神通。

可是所有人都愿意当海瑞么？不愿意。这就好像所有人都厌恶走后门找关系来办事，可要办事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关系走后门。所有人都希望旁人是海瑞，希望所有当官的都是跟包拯一样的青天大老爷，但也希望这个海瑞在自己走后门的时候，离自己远一点好。

理想信念不重要了，初心没那么值钱，这是大明王朝用一道《治安疏》告诉现在人的道理。

单凭这几个点，大明王朝不仅是在讲政治，他讲的是社会，讲的是人间。

更何况，我们还生活在嘉靖三十九年那个不下雪的腊月呢？

补充：最近因为疫情在家，大致又通读了一遍原著小说，再谈谈这部书背后的一些理论内涵。

我在答案最初写，古代政治剧的核心是皇帝与文官，或者简单说，帝王与臣子。实际上纵观历史，政治矛盾也基本集中在这一组关系内。刘和平是借用一个“改稻为桑”的假故事，揭露一个“治国治官”的真道理。这也是为什么，海瑞在剧中的形象是难能可贵的，就在于他揭露了“治民先治官”“治官重于治民”的真相，把嘉靖“自诩汉文”的外衣彻底扯了下来。

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最后一集的“江山之论”上。海瑞论江山，重在江山的关系上，也就是君民关系，他强调君舟民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嘉靖论江山，则重在江的分类，论黄河长江，也就是何谓治官，如何治官。

还有一点可以体现的，就是赵贞吉对海瑞的态度。赵贞吉不喜欢这个下属，根源也在于这里。海瑞的眼中，是君出于民，无民则无君。他忠君，是因为只有君才能保国安民。假如君不报国安民，那就逼着他做。赵贞吉则不然，民自然要保，但只有先保君，才能保住民。假如君都没有了，朝廷彻底完蛋了，还靠谁来保民？

简单来说，这就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海瑞认为民贵君轻，民在君前；而赵贞吉认为君本民末，民在君后。

如果要从理论角度来说，就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的“屈民以申君”。

如果要通俗些，那么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的“救民救官之辩”。

嘉靖是个绝顶聪明而又要面子的人，他精通韩非子的“道法”思想。如果没有官，那么他这个皇帝是无法治理百姓的。一个无法治理百姓的皇帝，实际上就不是什么皇帝了。老祖宗朱重八杀了十万官员，废了丞相，累得死去活来，不照样还要开科举选人当官？因此，嘉靖秉持着“治民先治官”的原则，只有先把官员们玩顺了，才有可能当稳这个皇帝。

毕竟大礼议、杨廷和这些前车之鉴给他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不把官治好，爹妈都认不了。

嘉靖治官从宏观上看，是操纵平衡之术，先让严党与清流斗，严党倒台了再扶持陈洪与清流斗，然后维持平衡。实际上嘉靖在具体操作上，是“因利势导”的方式。他要让官员见利而明害，见害而知利。当官员遇到危险了，要给官员利益使他们敢于直面危险，不使他自己以身犯险。当官员看到利益了，要用权势使他明白利后面的危害，不使官员得寸进尺。

如此看来，司马迁写《史记》，将老子和韩非列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嘉靖这种“帝王心术”不能放在台面上说，所以他仍旧强调传统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实际上，早已变成了“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嘉靖对此心安理得，因为自打秦始皇以来，无人不是这样，只是程度深浅而已。

海瑞看中这点，用《治安疏》一把揭开这种假面目，也揭开了所有官员的假面目。

后世的鲁迅用一句话来概括海瑞的心境，那就是，自古以来，便对吗？

但问题恰恰在于，倘若不对，又何来自古以来一直如此的可能呢？